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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说地图
范俊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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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地图的历史十分久远,但当我们翻阅史书时,经常明明可以嗅到地图的“味道”、看到地图的“影子”,却没有对地图的明确记载,以至于常常令人产生“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式的遗憾和惆怅。绘制和使用地图是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尽管地图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用途广泛,不可或缺,但在史书中却基本上“不显山不露水”,只会“偶尔露峥嵘”。
      捧读《史记》,体味地图有限的文字记载和字里行间无限的“潜台词”,可以让人从这部伟大著作中觅得一番别样的天地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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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
萧相国慧眼取图籍

    2200多年前,汉高祖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一个好汉三个帮,开国皇帝自然少不了众多文臣武将的辅佐,而萧何则是刘邦力排众议钦定的汉兴第一功臣。
    作为著名的政治家,萧何的远见卓识和丰功伟绩名垂青史,其中常为人称道的就包括入关先取图籍。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公元前206年,“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这些包括地图在内的秦皇室的各类图书文献,对刘邦打天下、治天下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些地图中,应该有秦多年来对内励精图治、对外征讨各国使用的地图,有从山东六国等官府收缴的地图,有秦一统天下后绘制的新版全国地图,还应该有修筑长城和驰道、沟通水系、北击匈奴、开发岭南、大兴宫殿陵寝等的各类专题地图。秦朝政令统一,重新划分郡县,统一度量衡,都为绘制新版地图奠定了坚实基础。《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可见其大规模建筑的测绘水平相当可观。而根据出土的放马滩秦墓木板地图,可以推测秦地图也应具有相当高的制作水准。
    不难想象,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的秦始皇一定常常在疆域空前的全国地图前筹划天下大计,反复审视自己的势力范围,深深陶醉于横扫六合的成功喜悦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要在自己的陵墓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创制出一个宏大的全国地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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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秦地图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三辅黄图》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据考证,石渠阁建于公元前200年左右。195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师生在西安汉未央宫西北部发现了石渠阁遗址。直到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时,这些图籍在转运途中“遇雨道艰,半皆遗弃”,秦汉地图遭受了灭顶之灾。
    刘邦同时还是中国第一位用平民将相统一天下的皇帝。对这些平民将相来说,绘制高质量的地图恐怕既无能力亦无时间,所以采取“拿来”的办法得到地图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作为丞相,小小刀笔吏出身的萧何日理万机,不可能对地图事宜事必躬亲,应该还有精通地图的人做助手。遍读《史记》,还真能找到这么一位地图专家,他就是后来也做到丞相的张苍。
    张苍博学多才,精通地图。他做过秦朝主管图书的柱下史,因抨击朝政获罪,不得已逃回老家,就参加了刘邦的起义军。《史记?张丞相列传》载:“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萧何任相,把张苍找来辅佐自己,他后来担任的这个御史大夫,正是秦汉时期主管地图的职官。张苍还曾修订《九章算术》,而数学知识正是绘制地图的重要基础。由此可以推测,在秦汉绘图技术的传承过程中,张苍很可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萧何先取图籍的做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后,颠覆政权、攻入国都后,明智的胜利者都会先取图籍,史书上这类记载不在少数,几乎形成了固定模式。后来,唐人陆龟蒙还在《奉和袭美二游诗?徐诗》中写到此事:“汉祖入关日,萧何为政年。尽力取图籍,遂持天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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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马淮秦墓木板地图

纵横家图上谈天下

    纵横家是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满腹经天纬地、纵横捭阖之策,才华横溢,口若悬河,语惊四座,称得上是早期的外交政治家和战略研究者。这些人必须熟悉天下地理形势,也常常是地图的绘制者和使用者。
    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对赵肃侯分析天下大势时明确提到了地图,他说:“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意思是说,我私下考察过天下的地图,计算出各诸侯国的土地面积总和五倍于秦国。由地图而计算各国面积,一见其图绘制之精准,二见其人用图之纯熟。
    再看看苏秦游说各国的说词,基本上都是以地理形势打头,从“口述”地图入手。把这些说词集合到一起,他所使用的天下地图似乎已经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根据后人的研究和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内容,司马迁记载的苏秦、张仪的生平史实大有问题,而且使用了太多的小说笔法,这成为不少人诟病《史记》的地方。其实,史实错误不能全盘否定这两传的精彩和价值,因为司马迁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纵横家的风采。
    当然,纵横家能有这种风采,自然少不了地图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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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王
刺秦王图穷匕首见

    史书上以地图为重要角色和道具的故事并不多,荆轲刺秦就是其中家喻户晓的一例。这个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在这里就不必赘述了,我们主要关注地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刺秦要想成功,有两个关键点:一要能引起秦始皇的兴趣以便接近他,二要能把武器带到他身边并制其于死地。诚如电影《英雄》片头字幕所言,秦始皇被六国视为最大敌人,对此他自然心知肚明,防范刺客的措施一定十分严密。如何做到这两点,是令人大伤脑筋的事。
    第一点,如何得到与秦始皇“亲密接触”的机会?据《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经过苦思冥想,其结论和要求是:“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樊於期的首级是秦始皇千金悬赏索求的,督亢地区的地图则更具吸引力。这是因为秦始皇梦寐以求的是横扫天下,秦将王翦破赵以后马上北进,兵临燕南部的边境和防线——易水之南,可以说是大兵压境、虎视眈眈。但打仗毕竟不是上策,能兵不血刃得到督亢这块肥肉,化解掉易水和燕南部长城的屏障作用,使燕国南方门户洞开,自然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对此,秦始皇的“芳心”岂能不动?
    第二点,如何将秦始皇置于死地?在纸质地图大量使用之前,木板和帛是地图最主要的载体。今天还能看到的秦和汉初的两件最重要的地图实物——放马滩秦墓地图和马王堆汉墓地图,就分别是木板和帛地图。按常理推断,木板地图应该更多地用于在宫殿内谋划,帛地图便于收藏、携带而更多地使用于室外和野战。虽然书中没有明说,但基本可以断定这幅放在木盒里的地图是帛地图。把既窄又轻的匕首卷于帛地图中,自然十分隐蔽。当然,匕首刺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看着吓人,致命的概率并不大。为了能一刀送命,燕国还给刀喂上了能见血封喉的剧毒药物。这样一来,刺秦的准备工作可谓是万事俱备了。
    话说荆轲和秦舞阳按照计划顺利地进入了咸阳宫大殿,二人分别持樊於期首级匣和地图匣。等秦始皇打开荆轲呈上的地图,图穷匕首见。说时迟那时快,荆轲左手一把抓住秦始皇的衣袖,右手抄起匕首就捅了过去。到这里,地图的使命顺利完成。只不过,后边的事情可就没这么顺利了。
    《史记》中还有一个细节说明地图在其中的重要性。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有一个刺秦的精简版:“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督亢地图於秦,因袭刺秦王。”这里,压根儿就没提樊於期人头的事。在司马迁看来,樊於期的首级只是增加献图可信性的彻头彻尾的陪衬,真正吸引秦始皇的,就是督亢地图。
    说到荆轲刺秦,就不能不说说“献图”这样一个行为。周王室衰败后,天下“礼崩乐坏”,中国开始了长达500年左右的分裂、动乱和内战局面,免不得经常“城头变幻大王旗”。《韩非子?五蠹》说过:“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由此可见,献图一方面是屈服的象征,是愿为附庸的意思表示,同时也是明确标明城池、地界的领土主权的转让凭证。在这个过程中,地图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用价值,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史记》中完璧归赵的故事也与地图有关。蔺相如怒发冲冠威胁要摔碎和氏璧的时候,“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当然,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如果秦王如果真的想用城池来换和氏璧的话,一定会绘上相关城池的详细地图交给赵国。
    领土的转让如果没有地图作保证,后果就很不妙了。《史记?张仪列传》里就有这样一个吃哑巴亏的例子:秦国准备攻打齐国的时候,怕楚国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张仪就欺骗楚怀王说:“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其西二百余里有古於城。”楚怀王一听有这等好事,就满口答应下来,马上和齐国绝了交。可等楚怀王派人要地时,张仪却出尔反尔改口说:“臣有奉邑六里,原以献大王左右。”由于空口无凭,楚怀王一怒之下发兵攻秦和齐,结果又铩羽而归,直落得损兵折将丢土地,还与秦、齐两个大国闹翻了脸。如果当初楚怀王把这600里地用地图明确下来的话,铁证如山,张仪就是想改口也得掂量掂量失信于他国的恶劣影响和后果,楚怀王也就不会再有这些损失和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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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督亢地区

说不尽桩桩地图事

    《史记》中和地图明确相关的事还有不少。
    奏舆地图是分封王侯礼仪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史记?三王世家》中,群臣奏请汉武帝立皇子为诸侯王时说:“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唐代司马贞所撰的《史记索隐》在这里对舆地图作过一个经典的解释:“谓地为‘舆’者,天地有覆载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故地图称‘舆地图’。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汉也。”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又说“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从这两则记载看,地图也是重要的谋反工具。
    《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秦国刺探地形。如此看来,当时各国对地理信息的保密十分重视,赵国的地图不能详尽反映秦国的山川地势,所以才不得已深入虎穴亲自侦查。
    《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陵“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这件事在《汉书》里写道:“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产生这种区别,可能是因为司马迁惜墨如金,也可能是因为他认为绘制地图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值得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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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司马迁和地图的关系。虽然缺乏明确记载,但几乎可以肯定司马迁对地图不是外行,甚至极有可能精通地图。《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百年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里的“石室”,如果不是专指石渠阁的话,至少也包括其在内。司马迁担任太史令的时候,萧何收藏在石渠阁里的秦代图籍还保存完好,他由于职务原因可以方便地察看这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历代地图。司马迁还曾周游全国,他“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还曾随着汉武帝封禅的车骑巡行全国的名山大川。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对全国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写起历史来得心应手。《史记》中,《五帝本纪》全文引用了《尚书?禹贡》这一重要的先秦地理著作,汉灭秦的野战历程写得历历在目,《货殖列传》对经济地理情况如数家珍……这无一不反映出司马迁对地理形势的透彻了解。
    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地图的功劳。谭其骧说过:“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没有准确的古地图、历史地图作参考,司马迁(也包括《史记》另一位同样做过太史令的作者——司马谈)怎么可能把历史写得如此准确、严谨,如此真实、活灵活现?!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早期的地图都已经失传。今天,在《史记》中寻觅我国2000年以前留下的有关地图的踪迹、想象它们的风采,只能是对冰山一角的惊鸿一瞥——即便如此,也足以令人惊艳了!